战争名片:甘之战 | |
战争时间: | 约公元前2070年至前2016年(禹、启) |
战 场: | 甘(今陕西户县附近) |
对战双方: | 夏启VS有扈氏 |
战事起因: | 《史记•夏本纪》:“有扈氏不服,启伐之,大战於甘。” |
战争结果: | 有扈氏战败,族人被罚为牧奴。 |
《甘誓》:“嗟!六事之人,予誓告女:有扈氏威侮五行,怠弃三正,天用剿绝其命。今予维共行天之罚。左不攻于左,右不攻于右,女不共命。御非其马之政,女不共命。用命,赏于祖;不用命,僇于社,予则帑僇女。”
这是第一场有文字记载的,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战前动员的战争,一是证明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,二是说明了当时的军制建设已经相当成熟。在看这一场战争之前,我们有必要把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梳理清楚。
夏朝理应从启的父亲大禹开始算起,因为启改变了权力交接的惯例,只要有发生改变,就有要求不变的因素,两者必定产生矛盾,所以让我们看一看变化的发生,也就是矛盾的发展。
大禹因治水而需要带领一帮干活的人,这些人在治水见到成效时,逐渐成为了主流,既获得了各族群的拥护,又形成实际的权力中心,“合诸侯于涂山(今安徽蚌埠),执玉帛者万国”。这标志者大禹成为公认的权力中心;“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,防风之君后至,而禹斩之。”为什么来晚了就被杀呢?要知道防风氏应是在今浙江德清附近,可以说相对其他诸侯,防风氏是离会稽非常近的,近而后至,明显不遵号令,刚好被大禹杀鸡儆猴,杀人立威,后代很多将军立威正是采用此法。可见大禹时期的权力认可度之集中,拥有更多族群的拥护,因为大禹掌握着治水后广袤耕地的分配权。
跟禹同时期为官且拥护他的有一位皋陶(gao yao),被大禹指定为接班人,执掌政务,可是皋陶应是比禹还要年长的,而且还死在了大禹之前,之后跟随大禹治水的伯益被指定为接班人,直接执掌政务;关于皋陶与伯益的关系有很多说法,我们暂不去细究,总之伯益被指定为接班人是符合禅让制的传统的。但是大禹还生了一位英雄的儿子——启,大禹崩,以天下授益,三年丧毕,伯益也要学习“舜让丹朱”、“禹让商均”,益让启而辟居箕山之阳,这是禅让制的传统美德啊,没想到的是,“启贤,诸侯皆去益而朝启”。就是启不像尧之子丹朱,也远强于舜之子商均,是一位贤明之君,被大家认可,关于这一点无法具体考究,历来成王败寇,有美化胜利者的可能,不管怎么说,要么夏启真的是一位贤明的君主,加上其父亲的光环,获得了大多数族群的拥护,要么夏启掌握着军队,对各种政令的施行付出了莫大的保障,最终在与伯益争夺帝位中完胜,会诸侯与钧台(今河南禹县南),召集六卿,准备讨伐有扈氏。
1. 伯益会不会是逃离到有扈氏?据记载伯益的后代是秦朝先祖,因有扈氏收留伯益族群而被讨伐,伯益与有扈氏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关系?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去遐想。
2. 有扈氏位于陕西户县,海拔高,土壤肥沃,会不会未受洪水侵扰,或者在治水后未获得实际利益而不服于大禹?
总之,夏启稳固了帝位,召集了大军,誓要剿绝有扈氏,我们再回头细看一下《甘誓》;“六事之人,予誓告女”,六事,六卿,这个应是执掌军队的负责人,这个军制传统很可能来源于黄帝“熊、罴、貔、貅、貙、虎”,这里用六事之人代之全军,我与你们一起在这里盟誓;“有扈氏威侮五行,怠弃三正,天用剿绝其命。”五行应是五教,即五种人伦关系教化,三正应是三种祭祀大礼,有扈氏即无人伦,又放弃祭祀,即等同于野蛮啊,上天让剿绝其命,这是告诉大军这场战争的原因;“今予维共行天之罚。”这是战争的政治目标“替天行罚”;“左不攻于左,右不攻于右,女不共命。御非其马之政,女不共命。”左军攻于左,右军攻于右,驾车者中路冲锋在前,违者就是不遵从号令,这是战术和军令;“用命,赏于祖;不用命,僇于社,予则帑僇女。”听从号令立功者,告祭祖庙,光宗耀祖,不听号令获罪者,告祭社庙,降罪杀头,这是战争的赏罚分明。短短的四句话,即交待了战争的原因,又包含政治目标,战术指令,赏罚令,可谓是古今以来所有战前动员的典范,值得后世人仔细揣摩。
有如此整齐的军队,又有如此明确的战略及战术指导,胜利是水到渠成的,有扈氏大败,被罚做放牧的奴隶;自此,夏禹到夏启的权力交接正式完成,开启了“家天下”的奴隶制社会模式,虽然后面又经历了“太康失国,少康复国”的曲折,但是“奴隶制”暂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,取代了部落联盟式的社会制度,文明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。
“甘之战”应是与涿鹿之战,秦灭六国,辛亥革命,解放战争具有同等历史意义的转折之战,都是先进生产力重建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的战争,都是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转折点的标志。